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顯露頭角，認為政府運作過於顢頇、不夠靈活，必須依靠富人捐款、NGO、公共部門、市場機制等方式解決問題41。右派的 Ronald Reagan、Margaret Thatcher 縮減政府權力（The Inner Level第九章 一個更美好的世界）。除了右派，新自由主義還結合以對市場友善的方法來改變世界、關懷弱勢的左派，如 Bill Clinton30–31, 302。
今日許多大企業都設置特殊課程，讓菁英學生體驗市場機制、磨練技能，或者提供號稱造福社會的職缺43–44。想一想，可以進入世界有名的公司吔！這招牌鍍金鍍得多光亮！大企業宣揚私人部門才是解決問題的改革者、塑造世界樣貌的先驅40–41。畢竟造福人類何須像戰爭革命一樣打打殺殺人命傷亡？靠市場就行了。利他與利己經常不能兩全，行善和賺錢很少魚與熊掌兼得，但在科技業看似有大量這種機會59, 86–87。發明科技產物、寫個應用程式也能讓生活幸福便利39。如今惠澤最多人的是尖端科技創業家、新興資本家、大企業家們，是他們的事業、慈善捐款，以及富豪們注資的創新研究37–38。為世人謀福利，應該靠著自由市場與自願的行動，絕口不提透過公共生活、法律與體制改革45。資本主義下的勝利者，也應是社會改造的監督者、主導者，並且依市場機制（行之有年、廣受檢驗的遊戲規則）須給予足夠誘因，不該違逆其需求而行45。這套道理難以挑戰、罕受質疑49，形成新世紀權威。
但這些企業的計畫，其目標多在邊改革邊賺錢38, 44，以達所謂雙贏（第二章 雙贏）。賺不了錢的方案缺乏市場機制下的誘因，恐怕會削減其興致。甚至進一步引申，企業改變世界時有權獲利66。參與者的實際工作內容也大多是普通經商業務，例如企業顧問、如何降低成本、擬一套進入市場的策略等。年輕人的熱情與精力消耗在企業瑣事上43–44，這些技能無法幫助弱勢、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療方45。投身於改革的年輕人往往大學就參加這些企業贊助的計畫，或者加入這些企業團隊，耳濡目染吸收了其市場導向的價值觀。再說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軟，既然資源來自企業與有錢人，欠人恩情產生利益糾葛，自然不好批評、說人壞話（思想領袖的兩難）。新一代政治菁英們，傾向在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架構下解決難關，不再專注於改革政府與體制。我倒想，或許在現在這個金錢橫流的時代，普通人為了生計焦頭爛額，大部分沒時間也沒精力尋根究柢；也只剩大企業與頂尖富人有實力、有餘力出錢改造世界？
現在這時代，以商業的思考模式來處理事務——包括公共事務——已成理所當然之事，連國家決策都越來越仰仗企業顧問與金融家46（第五章 縱火犯是最好的救火員）。但越來越多錢流入金融業、大企業，不但使他們話語權、影響力大增，足以決定事情的輕重緩急、要如何處置，並使老闆們對勞工越苛刻、薪資凍漲，也使更多錢不再流通、投資利用47。市場的世界重損得，不重人的情感、責任與平等，也不追究罪責48–49。資本家就算稱不上為所欲為，權力也大幅擴張。中下層民眾明明憤憤不平，聲音卻被操弄埋沒（Prius or Pickup?5 響尾蛇與老鷹）。
在非洲，禿鷲基金常以低價購買壞帳，然後控告政府應以納稅人的錢全額償付53。他們已從債務國捲走十億美元。若這些錢拿來供社會支出，能幫助更多人；但此見解是市場世界贏家解決社會問題時所忽視、不願採用的法子54, 56。
就算社會改革者想營造更好的世界，贏家總稱必得尊重所有人（重點在既得利益者）；做好自己的本分才能共同富裕，鬥爭只是破壞和內耗，頌揚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，別過問贏家怎麼賺錢73, 160–161（不可質疑行之有年且成效卓著的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，無論贏家的行為道德與否。）、掠奪受法律及體制保障的贏家、危害現存可行且讓經濟繁榮的制度68–69。贏家鼓勵「正向思考」、積極往前看、採取建設性思維而非傷害導致共輸53，「創新」什麼方法來吸引他人參與注資。例如造出一個包含造福人群要素的商業產品，以贏家感到舒服的形式呈現71（不該採用「社會正義」之類輸贏思維、仇富、零和賽局字眼，可改用「公平」72。），吸引既有贏家投入，讓他們一邊賺錢、一邊滿足「我在做好事」的虛榮感、消除在其他方面剝削窮人的罪惡感56。現代的贏家專注於如何拔高劣勢者，而非平衡利益；即便稍微犧牲一下、讓體制更健全點（長久永續且公正些），就能達成他們想破頭都達不到的成果。令人想起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為也。貧富差距問題非其所在乎，這些人總是罔顧——或者該說因為體制的弊病，於是根本不覺得——自己正透過受公權力保障的市場手段，剝削窮國、中下層民眾54–55, 70。
贏家僅接受不會侵害自己賺錢門道的方案，沒壞就別修，因此改進只可建立在既有體制上37。顯而易見，像共產主義式推翻舊政權的革命思想，可謂罪惡淵藪。一旦損及能使贏家賺錢的機制、得罪可能使絆子的資本家們，擋人財路如殺人父母，就算不遭受圍剿，贏家也會千方百計阻攔。這正如同美國自認資本主義龍頭，地位不容挑戰；美中冷戰恐怕主要肇因於美國不願中國崛起威脅自己，自由民主、人權更多的只是藉口，最關鍵的還是國家利益、經濟與國際地位因素（Not Born Yesterday第九章 政治宣傳與廣告媒體——中共大內宣與劍橋分析真有成效嗎？）。既有霸權壓制可能危及自己地位的新興勢力，中國很樂意將這種情勢稱作修昔底德陷阱。美國早早出手，但其理由或許不大公正，誇大了美國的危機；美元為全球準備貨幣本就易生貿易逆差（Triffin dilemma）。此外所謂中國崛起很大一部分看的是經濟實力，有種說法是中國的 GDP 華而不實，美國的貿易赤字也沒那麼嚴重；因為許多關鍵技術掌握於科技先進國家——尤其是美國——手上。產品固然在中國製造，帳算在中國出口上，賺錢的大頭卻是美國企業（罗辑思维NO.189 第374期丨第三次全球化）。
這種理念反映在 Stephen Covey 的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，其第4習慣即 Think win–win。像「科技進步使當代窮人過得比千年前國王還好」的說法，興許是這些人最大的慰藉。新創很有用，但科技不是萬靈丹111。尤其當解方必須削減既得利益者好處，甚至問題根源出在這些贏家身上時，贏家可難以解決源於自身的不平等問題。贏家沒考慮到的是，此雙贏可能是某方經常拿大頭、另一方只能喝點殘羹剩飯70。就算普及科技產物，讓窮國人手一手機，也無以平緩貧富差距99–100。久而久之差距彌大，終致劣勢者無法忍受此間不平等，甚而因生活過不下去而寧可魚死網破80（血酬定律）。事實上 1973至2014年美國勞工生產力提升 72%，但同時期勞工薪資中位數僅增加 9%；經濟成長的果實幾乎都被菁英收走了58。光提高生產力、研發創新，爆肝過勞的結果是為他人作嫁衣裳。
相信只要做自己喜歡的事、自私的追求財富，就能自動增進社會整體利益、讓大家都變得幸福，這假設由來已久，流傳於幾世紀前歐洲新興商業都市62。invisible hand、trickle-down economics 皆基於此信念62–63。雖然我們很清楚「人們喜歡」不代表必然能帶來幸福與進步。譬如說人們喜歡消耗能源、資源，卻破壞環境。人們寧可多娛樂少工作。吸毒犯想要天天都有藥物可爽快。青少年沒幾個想讀枯燥的教科書，而是想要有打不完的遊戲。但這些喜歡若不知節制，最終大多加速事態朝向非預期結果。贏家只追求自己喜歡的，也會招致同樣下場。
雙贏思維可說是其變種，只是不再強調自私自利會主動產生外溢效應、達成社會公益這樣的副作用，反而鼓勵以改善社會、熱心公益為主，順帶賺錢63–64。舊理論僅暗示別過度監管、插手阻礙資本家賺錢。雙贏理論則進一步認為慈善資本主義階層的「超級行動者」從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，是天生的問題解決者。想改善社會，他們比政府更有效，應該由他們主導64–65。這些贏家不像民選政治人物受選舉任期限制，不若上市公司執行長受制於股東壓迫、必須每季獲利，也不同於多數 NGO 必須費時費力籌措資金；他們有能力、有意願嘗試非主流觀點，或政府及其他人無法做到、不敢實行的方案65–66。政府在這些人眼中倒不是個阻礙，而是鋪好繁榮基礎的工具人：學校教育可產出高品質人力、基礎科學研究、基礎設施、民眾醫療保健、社會服務、維繫穩定的體制，都是政府最重要的功能67。每個人盡好本份，和諧運作，就不需要工會、法規、監管之類的機制，來避免人們相互壓迫68。社群成員間的關係就像 The Belly and the Members，大家同在一條船上，休戚與共利害交關；我們不該妒忌、對抗伙伴們（無論是否為領導、權貴），否則只會讓大家都不好過，就像造反的手腳自行其是，使肚子——以及整個人——活不下去68–69。既然大家都透過市場獲取應得的報酬，想改善待遇該透過自己努力，而非輸不起就怒掀棋盤69。
可惜這種才德觀認為自由市場機制下，劣勢大多是自找的，並不在意是否有人受不平等待遇；也不在乎問題的根源，畢竟改造制度可能動到贏家的利益。才德制甚至引發贏家的傲慢心態，認為自己賺錢就是做對事情，輸家就該聽贏家的（The Tyranny of Merit向上流動說的影響）。人皆有私心，交由贏家來出意見，就不會讓贏家吃虧，即使他們已經拿太多了。然則不改善制度、監察贏家以使世界公平，而盡想辦法慈善施捨、拖延劣勢者的痛苦，或只讓中低層變得成功、富裕一點點，最後往往治標不治本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75。在這些人眼中，企業是國家的原動力，這個理念經過充分驗證且勝過社會主義，政策不該逆天而行160。自由市場如此靈活，大家都有一展長才的機會，不懷疑體制可能存在問題，自然也不考慮社會是否存有系統性問題，好比說社會運作機制與演算法的偏差（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）；反而把這些不理想狀態歸咎於劣勢者自己的因素，指責他們不夠努力（自甘墮落、不負責）、缺乏道德、技不如人（包括創造力低落）、沒抓住機運（怯懦不夠勇敢、入了夕陽產業、選錯邊之類）、天資不足。
科技如同一把刀，能用在好的地方，也能令人痛苦111。贏家希望藉由市場機制來讓世界運行得更靈活、更有效率，認為像政府監管、工會等等都是妨礙競爭的機制93, 104。可不是每個人（應該說大多數人）興趣符合市場需求，並非每個人都像贏家那麼幸運：看到並抓住機會、有興趣的剛好是市場需要的，因此能大放異彩、大賺其財。贏家們沒思考到市場失靈在今日仍算是種系統性偏誤，馬太效應會使他們一直占有更大的優勢。講明白點，在他們已經賺大錢的前提下，沒幾個人認為有這體制缺陷。他們今天能笑開懷，主要因為他們已經是贏家，不必和輸家、新手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競爭。假如他們回歸從頭、又要打一開始競爭、甚至換個成長環境，可不一定依舊那麼順利，屆時他們才會認為這社會的確出問題了。贏家持續性的占據上風，卻拒絕承認他們恐怕拿太多的零和賽局想法。結果輸家的處境無人關切，只能默默枯槁於角落71。
當前美國基礎設施破舊，學貸沉重，許多中低層民眾生活面臨困境；過去30年政府和許多公司將風險轉嫁至勞工身上，股東越來越短視近利、急於兌現所有可得獲利、不顧此舉危害利害關係人79–80（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企業光顧著賺錢所造成的弊端）。一般民眾生活難過，找不到穩定收入的工作80（Jacob Hacker: The Great Risk Shift）。雖然仍有許多創業家嘗試緩解這些人的痛苦，例如 Even 為收入不穩的人保險，讓他們賺多時提撥至帳戶，賺少時回補（諷刺的是這服務還收費，實質上是讓這些苦命人更拮据。）74–75；然而讓我們仔細想想：假如我們從根基改善勞動環境，或者實現大規模再分配，那麼這類型服務根本是多此一舉82。
現今許多科技公司發展成網路平臺，將遠遠超出過去企業範圍與規模的資訊（資源）集結在一起，匯聚於極少數門戶100–101。網路把全世界變成每個人的市場，卻也突出少數人（意見領袖、網紅）與少數觀點的重要性、讓他們的話語權變得特別巨大，並把藉網路獲得的利益收束到少數實體手上。平臺成了絕大多數人生活的一部分，是基本技能、是社交必備，不論誰都得參加，使得這些平臺越發龐大。這加劇了新公司的入行障礙101–102（The Future of Capitalism競爭與人欲的兩難、World Without Mind前言、The Great Divide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）。有的科技巨擘可說已是網路基礎建設商，大家都在其建造的元宇宙中活動，難脫其股掌之上102。不願被平臺監控的凡人無處可逃110，而巨獸們還在想辦法鞏固自身地位，同時將其產業領域描繪得平等且充滿機會，好似新入創意家隨時可突破重圍、達陣成功101。
Daniel W. Drezner 在 The Ideas Industry: How Pessimists, Partisans, and Plutocrats are Transforming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. 書中提到，現在的美國思想家有兩種：批評家勇於批判體制，思想領袖（意見領袖）則在既有體制上改善。前者漸漸式微；後者受贏家青睞（因為其學說不會動到既得利益者），成為主流思想家123。獲得私人贊助的思想家能見度更高，更常上 TED、出現在大眾眼界，思想家很難拒絕這些可宣揚理念又賺錢的機會124–125，無論是否有利益衝突。
民眾因為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，希望改革而尋求思想家；而政治極化使人們相互仇視，接觸的言論越來越狹隘極端124（Political Animals喜歡一切如自己所料，如何讓我們脫離實事求是、Prius or Pickup?個人價值觀決定政治傾向）。批評家難以打動那些熱切擁護自己信念的固執民眾，缺乏舞臺；批判、評論不利於富有贊助者的思想家無法獲得收入，越來越難生存125。
二三十年來，靠公共支援過活的思想家已被個人支援思想家取代。新一代思想領袖不做建設性批評，甚至只提出未受廣泛驗證與探究的高遠理念，反正有市場有支援有需求151。說話中聽，又幫忙富人新貴美化形象，型塑贏家善良公正，且一直努力救助不幸的人138；這讓思想領袖與富裕菁英保持良好關係125–126。擁有聲望、高能見度與知名度，成就 Pensée unique，令進入政府、躋身政策顧問的，大多肯定既有體制126。批評家的聲音被埋沒。
這種思維模式得出的解方儘管有效，但多治標不治本，以至於有的無關痛癢。比如 Brené Brown 指出，有許多人感覺受傷害，原因之一是自我防衛機制事與願違，本想保護自己反倒傷害了自己（The Inner Level開心見誠：脆弱的力量與適得其反的自我防衛機制）。可若僅將人們的焦慮不安說成是對自己的價值缺乏自信，不去深究背後的肇因，就會忽略貧富差距、貧窮導致的顛沛流離、工作與收入不穩定、居所不定、不安全感、心理問題、政治極化、政府失能等等，才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131, 133（The Inner Level、The Price of Inequality）。
過去消弭種族歧視運動、女性主義，教我們要放寬眼界，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審視體制缺陷。一個人被歧視不是他個人問題，而是社會病了。但現代思想領袖卻要我們關注失業者、月光族的脆弱132–133。有問題都是你自己的問題，經濟可是十年來最好；卻忽略了經濟成長的果實落到了少數人手中，一般人未能雨露均霑166–167（The Great Divide不公平是一種選擇）。
相較於光明磊落的思想領袖，批評家的眼光放在問題核心、針鋒相對不死不休，是煽動社會的不穩定因素163，仇富、天真的 utopia、共產主義。批評家並不是被輿論、贏家惡意汙名化，只不過人人喜歡當贏家、領略成功的經驗163–164；演講或會議籌備人、The New York Times 之類媒體不會讓批評家上臺，否則自己也會流失客群與地位163。而缺乏舞臺的思想家永遠是輸家163。
沒有聲音指出關鍵，百姓對加害者毫無所覺，便不會突顯權貴的罪行；真正的問題深埋在好似積極解決的行動下，積弊無以根除，可說是種拖延戰術。依靠思想領袖的方案，布衣黔首只能相濡以沫，毋求相忘於江湖；隨俗浮沉、甘於現狀，卻還正向積極的感恩「好歹自己還活著」、欣賞自己的脆弱132–133，多麼卑微！
這種個人化的傾向無可厚非。畢竟個人遭遇比群體統計數據容易打動人心，可辨識受害者效應是人的天性154–155。且每個人對發生在自己、周遭親友身上的事特別敏感（Not Born Yesterday與傳播人群切身關聯的傳言可信度較高）。光講體制如何如何，多數贏家都無動於衷157。若舉出其身邊的例子，他們的眼睛就閃閃發亮了。看到聽眾興致勃勃，身為思想家當然也比較容易來勁，感覺說的話有價值且起到作用156。
然則思想家也必須注意，特殊案例不能泛化為所有成員。心疼自己家女兒，希望別遭逢性別歧視，不代表對所有女性都能懷有同樣的慈悲心155–156。好比說對鄰居大嬸、刁鑽的女上司會有不同情懷155。論及某些傷害，大叔們會說，不，我女兒不一樣，我女兒不會遇到這種事156。 Amy Cuddy 認為思想領袖可利用同化效應來對抗這種對比效應，讓人們對其他人也產生對於個別受害者相同的感觸157。但現實中贏家對任何威脅到自己權勢的說法都很敏感，思想領袖很難頂住壓力、觸犯贏家認為運行順暢的體制：思想家不缺你一個，你桀驁不馴還有一牛車人可代替你上位。
揚湯止沸有利贏家，長期則是共輸
思想領袖或許感覺得償所願，散布了自己寶貴的想法。但就社會的角度來說，唯有受到菁英篩選過、符合贏家偏好的理念才能浮上檯面。帶給民眾希望、但不挑戰體制的想法，即便證據薄弱或有爭議，只要有用、結果導向、有利可圖，就能獲得支持152。像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的論點就被廣泛引申，用來為維持當前社會秩序提供理由，正當化賺錢的合理性、要人們別忿忿不平質疑資本家：你的不滿與過去相較實在微不足道，事實上世界正越變越好165。
於是乎連思想界本身都商業化，成了個產業153–154。思想被包裝成產品，順應贏家思維的才能勝出大賣。這一切作用的實際效果，是贏家藉由思想領袖之手，編織贏家造福世界的故事167，以之改造社會風氣。思想領袖尊崇大舉投入慈善事業的贏家，認為社會問題解決中、採用市場機制很有效158。認同給基金會老闆更高的薪酬、讓更有能力的人來服務窮人，而非再分配159。某方面說來思想領袖也是被利用的棋子，雖然下棋的人可能並未意識到自己在布局195–196，不過就是受限於自己習慣的思維模式（第五章 縱火犯是最好的救火員）、依循本性讓事情朝向有利於己的方向。
焦點轉向個人方案、偏離加害者，對贏家與思想領袖、人民是共輸160。中底層民眾不用說，以為處境好轉，實際上依舊無力翻身。思想領袖為了迎合贏家喜好，理念多少變了質137, 153。就連贏家也只是將衝突壓制住，事態繼續發酵；越來越多人認清，雖然 GDP 不斷高升，真正摘取經濟果實的只有頂端哪一撮人166–167。當民怨爆發的那天，反撲會更嚴重。這其實不符合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所提到的，富人的開明利己。
企業界人士（包括商業顧問）解決問題的典型 SOP，是把大問題拆解成環環相扣、且具完備性（覆蓋問題所有層面）的小問題，避免打高空、局勢複雜而不曉得該如何下手179–180。
雖然這程序頗有效率，然而有些事牽扯到人的感情（人的期望、欲求）、傳統文化185。用功利主義來思考事情197，和不考慮人性的共產主義一樣不近人情，可能招致失敗（The Future of Capitalism第一章 新的焦慮）。
除了不通情理，有的事情牽一髮而動全身，現場的人較清楚其關聯性、真正在意的是甚麼195，悶頭紙上談兵不如拉入所有利害關係人、諮詢實務經驗者來得清楚196–197, 289（You're About to Make a Terrible Mistake以公正程序進行對話）。例如去中介化以節省商品成本，常遺漏掉中間商是弱勢族群的情況，失去這份工作、完全沒有配套措施，將會嚴重影響他們的生計175。由毫無經驗的顧問依泛用規則制定解決方案，往往料想不到有這種意外。
有的情勢複雜到無法區分成足夠獨立的小問題，硬拆會將相關聯的事物都拆解開181。光是一頭栽進小問題，大局觀變得模糊，無法發現從宏觀角度才得窺視的線索181。自認不必深入理解就能解決問題，是種傲慢185。而視野狹隘，令執行者不曉得自己為何要這麼做（不知其來龍去脈）、有何效益，只知服從命令就對了；就算出現足令整個方案崩盤的錯誤，也不知回報檢討。
隨著經濟全球化，既然企業可以挑選負擔責任最少的地方，過度逐利的企業不太投資公共財、關懷回饋社區、承擔社會責任，好比說訓練人才、繳交足額稅款189–190。
為了創造利潤，企業不但壓榨員工、McDonaldization、罔顧外部性，以致掩飾產品對公眾健康的危害（酒商、菸商249、糖商飲料商、藥商如 Purdue Pharma226–234），還灑大錢遊說、利用政府優惠稅率以大幅降低實際稅率、讓地方政府爭相為自己鋪好發展道路（The Future of Capitalism振興地方城市的方法）、鑽法律漏洞、把公司移到海外 tax haven。反正沒人指責，更沒有規範要求。各國政府向來把經濟發展與民生綁在一起，為了民生就能放棄地球環境。直到最近碳稅也才跌跌撞撞的上路。
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弊病
過去數十年，企業變得只顧有效率的賺錢。金融化配上習以為常的商業流程，不斷傷害著社會。當社會問題越發嚴重，許多人生活一團亂、痛苦不堪、失去希望，贏家著手整治社會，順道維持自己的有利地位及優渥的生活。他們採用的當然還是那一套商業思維194。
商業化解方將一切商品化（連員工都被物化）、考量供給需求，不論道德與責任，缺乏平等精神，排擠相異價值與觀點（The Future of Capitalism解決家庭倫理問題）。這和公眾對社會的期待差距甚大。以商業方法處理公共議題，易生弊害189。糟糕的是商業化視角如今已深入社會各角落（Homo Deus第6章 與「現代」的契約、What Money Can't Buy3. 市場如何排擠掉道德、What Money Can't Buy商業化視角深入每個角落、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），被公眾認作是解決公共問題的良策，套用在慈善、基礎教育、社會科學、醫療照護、藝術、出版業等181–182, 222。
所以我們會看到工業化國家發展碳稅這種供需機制，以之為減緩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主力，任由商人逐利、說民眾有權活得舒適，而不是要求人類過簡單環保的生活。只要你有能力（付錢），就有權利恣意徜徉於高碳浪費的好日子；這是富國與窮國在氣候變遷上爭執的主因：窮國人可沒富國人那麼有門道賺錢、買先進商品。可是富國人會願意少浪費些嗎？他們只會答應付錢給窮國，好似這樣就盡到責任，聲稱這能提升窮國人的生活品質、使他們迴避被滅種的命運。最後這些人終究還是要淪落環境難民。
這些商業化方案當然不包括改革體制。在自由市場的架構（制度）下，想要挑戰其他資本家，只能以經濟、金融手段。然而欲拿到挑戰的入門票，本身就需要先具備足夠的財富、技術實力，才能撬動市場。白手起家的神話只適用於新興產業，其他人和你同在一個起跑線上。當金融巨鱷、科技巨獸越多，市場已殺成一片紅海，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童話越不可能成真。於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持續坐大下去，越發不可違抗，馬太效應發威。
努力、以及為社會帶來的好處皆應有相應的回報（參考 The Price of Inequality社會體制改革），rent-seeking 則不該有收益。當今社會苦勞的估值過低，經濟租的量則大到隨隨便便都能抵得上巨量勞工的程度。這危殆的局面如同顆不定時炸彈。
本章最後引用 Sean Hinton 的話，說一些宗教或精神思想（如心靈導師 Jiddu Krishnamurti？）或許能造成些改變197–198。但我想心懷慈悲心、關懷弱勢者的宗教精神，只能察覺、反省商業化思維有錯，無法歸結出改造體制的實際方法。
Peter Dobkin Hall 在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Philanthropy, Voluntary Associations,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, 1600-2000. 研究過美國慈善傳統。英屬殖民地時期，捐獻大部分贈給公部門，如政府或 Harvard 等，這些實體都支持以立法部門撥款來救濟201–202。17世紀末、18世紀初，殖民地貿易加大貧富差距，開始鼓勵私人接手救濟工作。18至19世紀，以慈善為目的的團體增加數倍，成員相互扶持202–203。當有成員生病死亡時，社團會幫助成員與其家庭。工匠的社團也保護工人不受剝削、獲得公平待遇。我想這有點社會保障、互助會與工會的性質。
19世紀末起，相對歐洲貴族與富人的 Belle Époque（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美國頂層收入），美國正經歷著鍍金時代，貧富差距也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而拉大203。許多人認為有錢人攫取財富的手段不公平，民怨高升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。資本家的錢來自於人民，沒辦法脫離民眾賺大錢，卻也可能因民眾不滿而覆滅。出於安撫公眾憤怒情緒、避免自取滅亡的（開明利己）動機，一些大亨如 Andrew Carnegie、John D. Rockefeller 開始回饋社會，急著把錢捐出去做慈善203–204；營造良好形象，深怕慢了就會遭致不測206。就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來看，他們的恐懼似乎有點道理。
當時興起的組織性慈善採用私人基金會的形式，由巨賈支持，規模遠勝過去的個人慈善、社團。慈善組織編制宛若一間大公司，只不過其業務是研究怎麼解決社會問題，非提供實際服務（給特定窮人金錢）204–205。其作用相當於私人資本家的再分配機構205。藉著投注大量資金，富豪可透過基金會影響國家事務與公共決策205。
時至今日，我們很難想像當初如何能對慈善家如此狠辣。對現代人來說，人家願意給錢，你知恩圖報都來不及了，做慈善就是高大上、令人感激涕零的事，怎能反過來咬人一口207？要不你還怪罪他們太有奉獻心嗎？很少人探討他們的巨額財富怎麼來的。我想這或許與二戰後百廢待舉，人們曾經從深淵爬上來，大家還留著「只要努力，每個人都有出頭天」的機會平等印象有關（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美國頂層收入）。可惜，時代不同了。今天又漸漸有回到靠爸時代的跡象，是瓜是豆就看你怎麼投胎（參見投胎彩票）。
Carnegie 的想法是，資本家逐利不該受到任何限制，這樣才能全力發揮每個人與社會的潛能。我想他指的應該是完全競爭，否則像資訊不對等、有些競爭者家大業大而有（制度與策略上的）優勢、低價傾銷搶市占率並讓對手活不下去、獨占之類的手段（The Future of Capitalism向聚集經濟課稅可提高效率），也在他允許範圍內了；這些與其理想相悖。
可惜我們無法達到完全競爭的理想。就算是完全競爭，Carnegie 恐怕也沒想過，假如沒有政府投入基礎設施、教育制度、基礎科學研究（A Little History of Economics24 成長——經濟成長理論）、醫療保健、社會保障制度等公共財，企業的發展前途恐受阻礙（A Little History of Economics21 政府的專制——海耶克的警告）。國家行政不能一切都私人化，否則總會出現公地悲劇、外部性、企業利益高過公眾利益、壓低成本不顧品質的禍患，尤其是那些攸關生活必需品的事項（The Price of Inequality社會體制改革）。
競爭的重要性與道德正義程度假如高過規則，取競爭而捨公益、首先考慮獲利共贏而非杜絕弊害，主持公義的法院將無法順暢運作（弱肉強食、退化到讓民眾只能自己保護自己的時代，這畢竟不是正義。），富人與大眾間亦勢必出現矛盾。假若後述富人「激進的施捨」（極端施捨：不平等問題可由激進的捐獻解決）不列入法條，理所當然有人會努力護住自己辛苦賺來的錢，而且他們也有這能力：低調隱瞞、想辦法打入政府以影響法規、改變社會風氣以利於己（揚湯止沸有利贏家，長期則是共輸），事實上當下就有這種味道了。而當貧富懸殊，富人窮人難以理解對方處境，無論民主或獨裁，體制皆容易傾圮。因此資本家要無後顧之憂地發展，必然需要適當的監管與限制。
Darren Walker 出身社會底層，成長過程曾接受慈善組織幫助，終於躋身上流階級，擔任 Ford Foundation 總裁；可說是私人慈善事業樣板人物214–218。Walker 的表兄弟們持續著世襲貧困的命運，境遇不佳；兩相對照下讓他不禁反思，自己不過比較幸運218–219，此刻方能手握特權253。
Walker 有感於富人們所做所為系統性的加劇不平等，讓現代美國像自己這樣力爭上游的劣勢者，最後真能出人頭地、爬到上層的人越來越難出現214。富人喜歡談機會，但現在的美國已經不像半世紀前那麼機會平等了。過去能成功的路而今不是消失，就是變窄243, 253。可嘆這種話不能直白的對富人當面說，責難與對抗只會激發牴觸情緒，適得其反220。
打入富人圈的 Walker 努力累積個人合群信用度，希望藉此撬動一些圈內人聽進自己的話219（Political Animals證據、真相不重要，信任才是我們支持的基礎），期待有朝一日能說服其中一些人220。
要討論此議題，必須小心翼翼、不可傷害富人的尊嚴與價值觀，才不會造成決裂223。規諫者必須設身處地當作自己是對方、採用不帶批判性的語氣，來思考對方也能接受又有效果、可行的策略235，就好比我們在面對單親媽媽一般謹慎（The Future of Capitalism政府如何照顧脆弱家庭）；你不會對歹徒、恐怖分子推心置腹，但你卻要為剝削窮人的富人付出同理心、彷彿對待易碎品，或者說在獅子面前躡腳走路。只因人家有權有勢，你非但沒嚇阻他的條件，人家倒可能有威脅你的力量（這可謂另類利用權勢）（潜规则、Why We Act人們為何不敢舉發不良行為）。
有錢人覺得自己正做善事、奉公守法繳納稅款（只不過很聰明的會節稅避稅），完全沒有錯236。許多富豪統治階級反對聚焦於不平等上，寧可討論如何解決貧窮與增進機會。他們喜歡探究如何做善事、有效的施捨錢給窮人（有成效的利他主義 ），極反感有人非難他們賺錢的方式、說他們的所作所為正是問題的根源之一，要他們少做點惡事、多回饋少賺一點201。想潛移默化富人，只能在其原有認知上循循善誘243，補足其價值觀（Not Born Yesterday人輕易接受可完善原有信念的證據），提示這樣下去可能威脅民主、造成動亂，反而達不到富人想要的願景252–253。
2015年10月 Walker 寫了封2000字的信，從富人的立場出發（Not Born Yesterday人輕易接受可完善原有信念的證據），提醒富人思考我們尋求改善的不平等，其背後由哪些力量推動220–221。不僅該解決問題，也該思考是什麼造成了問題。此信最後編纂成書，From Generosity to Justice: A New Gospel on Wealth (2019)。
Walker 舉出 Martin Luther King。King 稱許慈善，卻沒忽略經濟的不正義方使慈善成為必要221。有些人過分掠奪，才造成另一些人怎麼努力也賺不到過活的錢。過分的是，這種優勢往往建立於不公平的起跑線上：富人遊說政府、改變法規讓賺錢更容易，尋租者躺著晒太陽也能賺錢（The Future of Capitalism第七章 地理分裂：勃興的大都會，破產的地方城市），龍生龍鳳生鳳、投錯胎才只打洞。因有歧視，我們才追求平等。因有貧困，我們才冀求施捨。現代科技進步，有辦法使人人衣食無缺，也有能力記錄並清楚分析所有人與企業詳細的金流走向，照理來說社會正常運作下——必須排除像疫情這類使產業無法順暢運行的情況——已無需救濟。眼前慈善事業如火如荼，之所以仍有必要長久存在，主要基於體制的系統性缺陷導致不平等。當世界更公平、人人滿足於生活、相忘於江湖的時候，我們就不需要慷慨、慈善、濟貧、開明利己、號召人做公益活動了（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美國頂層收入）。理想的社會不需要慈善，甚至無須劇變發生時的布施，大概只有在天災時由再社會保險與預防性儲備支應。
Walker 覺得富人應捫心自問，自己於體制中是否有特權，使自己具有優勢222。不僅權貴，連慈善機構本身都擁有巨大權力222（執行自以為是的計畫來幫助社會，如何戕害民主）。優勢地位與無憂無慮的生活，讓自己離所幫助的人越發遙遠，無法體會底層人生活、深入問題核心222–223（思想領袖的兩難）。
特權在人欲作用下將導致腐敗。縱使每次提到 Sackler 家族，人們總聯想到慷慨的慈善家；但其藥廠 Purdue Pharma 販售的 OxyContin 致患者物質依賴、上萬人死亡，藥商卻大力推銷醫生開處方，並阻礙法令限制銷售226–234。明面上廣為宣傳百萬元的慷慨高義，暗地裡卻充斥百億元的不正當勾當235。慷慨無法取代正義，鱷魚的眼淚型的慷慨顯然不是我們希望的形式。
雖然批評家也能提出相同的道理，但 Walker 由於其身分地位，富人更願意傾聽其話語，格外具重要性223。何況一個已經身在名流社會的人，特別不容易產生「自己努力掙得的地位與權勢錯了」的想法。許多（運氣好）抓住機會攀到高位的人思考已同化，還帶著飲水思源的感激之情239–240，真摯的覺得這一套很合理。舉例而言，靠這套制度爬上來的 Kat Cole 覺得既然有市場需求，例如含糖飲料、穿著光鮮暴露的女服務生，便不可避免會有邪惡的產業；放任其肆虐，不如讓他們掌控在好人手上，誠實標注產品含有高糖分與脂肪、不該常吃，以及為女性提供好的升遷機會與薪資職位241。想改造體制除了將受到企業家、遊說者與抬轎的阻攔，這些附庸者也會抗拒242。
既然有人幫自己找好了藉口，今日絕大部分資本家接受 Carnegie 前半段理由，歡欣獲得全力掠奪的許可證；卻沒多少人願接受高額遺產稅，或捐出絕大部分財富（The Price of Inequality第十章 我們這代的責任、The Great Divide與九九％作對的稅制）。無奈慈善家不懂得反躬自省。富豪顯然只是選擇性擷取其中有利於己者。
打破不平等必須改革體制，這可能動到富人賴以為生的營利機制，讓他們不能再那麼舒服的賺錢、高高在上享受優雅生活、讓家族子弟享受遺緒優惠224。安逸闊綽慣了，幾個人自願捨棄好生活？固然部分富人體認到制度有問題、懷抱愧疚，又有多少願意連雙親孩子的幸福也一起「剝奪」246–247？同流合汙才是人性，太有道德勇氣、堅持守身如玉反而會被認作自以為是、離經叛道、打壞行情248。饒是察覺到自身利用不公正的體制得利、自認不像其他富人那般無知，這種覺醒者也不願意當出頭鳥，被其他同行打為全民公敵250。所以說，別讓人陷入沒有外力壓迫下、必須自己主動放棄舒適生活的處境。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。不如完善體制，一開始就公正分配。
2021/12/25
第七章 現代世界的運作
2001年 Bill Clinton 卸下總統職位時醜聞纏身，國內沒人想請他演講259。外國倒是很捧他場。於是2005年1月 Davos forum 上，Clinton 宣布建立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260。在每年聯合國大會舉辦同時，邀請與會者參加。類似 Davos forum 的縮小版，並要求參與者承諾對解決世界問題達成具體目標，意見領袖 Clinton 現場大力背書262。此聚會以私人與市場手段，取代公共討論或政府來解決問題。參與者多是市場贏家；弱勢人群、受助者不在出席之列，毫無決策權或發言權261, 274, 289。
許多創業家發現他們能靠著在會場上露面，來賺取知名度與榮耀，獲得進入上流圈子的通行證；參與者踴躍263。然而這些計畫的動機、經費來源與成效受人質疑，有的人可能想藉此博得影響力264, 268。
此後許多以私人形式解決社會問題的會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265–266。這些排外的秘密聚會同樣有排除受助者268, 296，以及利益導向之流弊：趨利避害卻短視近利、只考量少數人的利益與目的。
Clinton 靠著一場演講數十萬美元、一個人上萬美元的小團體午餐會大賺其財306。但他與 Walker 一樣（從富人立場改變富人的嘗試），不覺得和超級富豪的關係緊密，會影響自己的想法或者思考方式。尤其他現在不當總統了，感覺自己更不受紛紛擾擾的牽制306–307。Clinton 對贏家未能投資更多在輸家感到遺憾，卻也不願說出菁英的罪過、呼籲重分配權力或改變體制309–310。這果真和他的經濟來源無關？最起碼作者 Giridharadas 自身同樣受益於扭曲的制度（即使他只是個記者而非企業家），就承認很難擺脫這種困窘337–338。
群眾為何厭惡菁英與全球化
近些年歐美各地極端主義（如極右派民粹運動）與民族主義興起300。市場人士雖然察覺到社會大眾對自己這些菁英懷著怒氣，並熱衷於解決問題，卻搞不懂大家緣何怨恨自己269、理想何以被拒絕300。他們覺得民眾被憤怒情緒沖昏頭，不曉得自己在幹什麼308。只要人們一清醒，（和自己一樣）理解世界一家、自由貿易、開放國界、科技進步、大數據效率等帶來的好處，這些誤解就能冰釋270, 300–301, 312。遺憾的是他們沒注意到，自全球化、經濟成長中攫取最多利益的是自己；一般人只能莫可奈何的看著人家吃肉我喝湯，並未享受到多少贏家所謂的好處。全球化的結果，反而加劇國內貧富差距，普通人當然不高興了。
全球主義者靠著經濟全球化賺到大量財富，會擁護全球化完全不令人奇怪。但把大筆財富拿去做全球性慈善，相當於壓榨某個國家勞工，把該是勞工的錢拿去捐助這些工作者聽都沒聽過、也沒見過的人。他人擅自使用自己的錢也令人不悅。
價值觀沒有標準答案，更接近一種偏好選擇。文化全球化強行將歐美價值觀置於各地自有文化上，甚至藐視當地人信仰、將之貶為落後的思想（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第9堂課 移民：文化可能就是有高下之別），造成各地民眾心理壓力，可能是近來歐美以外極端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發端之一272（The Righteous Mind、Prius or Pickup?）。但論及經濟層面，我還是覺得問題並非出在經濟全球化上270–271，而是利益分配不均。民眾生活變糟，感覺沒有好轉跡象。當權者看似不在乎自己的處境273；政府不體卹自己，卻以促進經濟為由，為外國企業與資本家、有錢人大開方便之門279。全球化菁英致力的改變說的好聽，幫的卻不是水深火熱的自己，而是千萬里之外的窮國人；平常人根本對這些改造世界的計畫毫無置喙餘地，只能眼睜睜看著該屬於自己的被送到其他人手中286。既然政治人物與市場贏家一丘之貉走在一起307，疏遠一般人，又恣意決定大家的生活，這些人毫無意外的失去了普通人信任285, 286。
現在的資本市場中，金融家銀行家大玩財務槓桿之類金錢遊戲，卻自稱創新（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第16堂課 正義：我們的正義感可能已經過時）。金融家賺取一本萬利的近無本生意，生雞卵無，放雞屎有造成社會動盪，本就令小老百姓嗤之以鼻（The Great Divide我們誰也不信）。這是國內金融監管法規不周延而致。
所謂企業不知道要照顧地方，大吸某地的血，卻把賺到的錢花在全球公益上271，其癥結為國內法未規範該如何適度的分配利益285（The Future of Capitalism如何解決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）。
以上種種，由企業主導正義，無法真正落實正義；這可說是 Carnegie 的理想（極端施捨：不平等問題可由激進的捐獻解決）華而不實之例證。
此外當富人以私人手段解決社會問題，可能排擠公共部門的功能，削弱政府的統治正當性290（Philanthropy in Democratic Societies）。
傳統的私人慈善關注並挹資在政府尚未提供的公共需求、少數弱勢團體權益，查漏補缺填上了政府未盡之處，以至這創新的公益項目被納入政府常規業務，最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。
但是當企業家通過慈善事業，提供政府既有方案的替代品；他們大幅的宣傳往往喧賓奪主，讓這些項目變作應該由富人、並且僅富人具能力提供，政府則成了配角。公眾輿論改變，人們篤信慈善家做這些項目順理成章，就應該是由慈善家來做；儘管慈善家的付出事實上只占了總量的一小部分，絕大多數依舊由政府提供。花大錢可以制定標準。把資金花在對民主的研究，慈善基金會甚至能成為政府職能的監督者、引導公眾的政治意識。基金會手握莫大權力。不少人變得和企業家相同，採用狹隘的市場觀點來考量公共領域議題，包括公益項目290, 297；許多事情不能操之過急，卻要求 KPI。大眾對公共部門的信任度下降，而商業領袖贏得了普遍性的尊敬（想想 Bill Gates 與郭台銘的國內名聲曾多受歡迎），成了新時代的貴族、公益或公共服務的正規提供者，又有資格投入更多項目；即令他們的計劃無須經過政府公共政策該有的公眾辯論程序，不受問責291。此消彼長下，政府地位低落，越發無力、不受信任，形成惡性循環。有錢人抬頭，權力蓋過了代表全民的政府325；民眾不如權貴有話語權與影響力，意見也不受重視。
久而久之菁英們講什麼才重要，捐助者有興趣的才有價值。當私人捐獻科學研究，聲譽卓著到好似成為常態後（實際上納稅人的錢依然是科學研究經費的大宗），私人資金成為政府資助的代替品。有錢人只投給自己想要的，可不會和科學界討論、深入理解後才決定撥錢的方向。巨賈不在意的沒人在乎，這破壞了科學探索的平衡，還排擠真正有助社會的項目。科學發展偏食，朝少數人有興趣、投錢的方向傾斜；通常是針對特定問題、可快速看出成效的。那些短期間看不到成果的只得被冷落。研發成了商業賺錢的附庸（令我想到 Anti-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）。另外私人贊助者的規範常與傳統的科學界常規不協調，這降低了研究的嚴謹度、流通性。有的企業主甚至讓科學服務於商業，譬如說贊助有利於自家產品、自身事業的研究（企業金融化的弊病）。
本書找了許多富人言行不一的矛盾作為；嘴上說著要幫助社會大眾，實際做的反倒讓社會不平等、中低層民眾更痛苦。換句話說就是批評富人、找他們麻煩。不過許多富人並非明知故犯，而是大時代下順勢而為；不必抱持仇富心態，可需要改革是真的。
二戰後財富分配曾較平均（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導論）。但隨著時間演進，終有人漸漸累積財富，並且期望能調整制度，讓賺錢更容易。讓富人覺得綁手綁腳的大政府理念被推翻，或許是時代的必然（The Great Divide、The Future of Capitalism第一章 新的焦慮、第一章 這個世界是如何改變的？、第三章 戴著令人不安貝雷帽的反叛王）。無論如何，隨者財富累積加速、貧富差距擴大，資訊流通且更加透明；對有錢人的聲討、體制再改革也是必然。就算富人加大慈善力度，障眼法終究有被看破的一天。沒有中國朝代交替、法國大革命式的砍掉重練，也有 Occupy Wall Street、富人稅與層出不窮的批判聲。書中提到主要的解決之道是回歸公共討論。而富人既然醒悟到自己的作為傷害人，就該停手；而非自私自利的蒙蔽大眾、裝無知、遊說政府迎合自己。
書中雖提到強化監管、提高勞工保障、外部成本內部化、回饋地方等其他書籍常見的修正方法；然而本書未明白指出體制出了哪些問題，更沒提出要怎麼改善體制缺失，殊為可惜。至於我自己，從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天方夜譚式的資本主義就認為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在提高透明度，之後才有足夠資訊來討論怎麼改善。想提高誘因的話，或許能先規定金流完全資訊化以方便監管；對不明財產以及所有財產（不僅當期收入）課稅，除非能證明這些錢用在研發生產、造福社會。杜絕遊說、取消政治獻金，所有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的收入都只能依靠國民納稅，多的要算財產來源不明罪。去掉成本、與造福社會程度成比例的酬勞後（頂多不到十倍於平均收入），多餘的應歸於公眾分配利用。不願意的大可用腳投票，別賺社會的錢。The Future of Capitalism第四章 講道德的企業提到有錢人之所以太有錢，他們拿的是非分之財——經濟租的說法。我依然抱持著 The Price of Inequality社會體制改革值得一試的想法沒變。我們或許能以機器輔助公共決策（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第3堂課 自由：大數據在盯著你），甚至有朝一日主要採用機器決策。我並懷疑股市是否有必要存在，只是要討論這點還太遠。
本書翻譯有少數語意不清處。例如他說得好像我們無法想像卸任總統賺取數千萬美元的機會，可能影響他在位時選擇解決問題的決定。306–307（第七章 現代世界的運作）這句話原文是 He said this as though it were impossible to imagine how the opportunity to earn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after a presidency might affect a president’s fight-picking decisions while in office.，本身就不太容易理解。我想或許翻譯成下面這樣會更好？「他說得好像不是總統的我們根本體會不到，總統在任時的政策有多麼受卸任後賺大錢的機會所左右。」（所以卸任後比較自由，不會那麼在意富豪數十萬美元的團體午餐或演講邀約。）
雖皆有翻譯瑕疵，但本書沒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那麼嚴重。